刘教授认为儿童不可读经，理由主要是：儿童年龄太小，读经违背他们好动的天性；该阶段不宜采用强迫方式灌输大量晦涩难懂的东西，这对儿童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王教授等人倡导的读经至少有以下危害：背经，不求理解，背诵即可。这源于他们错误的前提，因此以“小朋友跟我念”的方式教经，儿童在不能理解的情况下，只能是背。这种浪费时间与生命的背经的结果将是批量生产没有思维力、创造力的人，个人和民族的创新精神被窒息，社会的进步难以实现。
儿童读经看来是弊多利少。但分析刘教授等的论据，我认为他们的反驳中，至少有两个方面不是那么确切，那么有力，表现在：
首先，从提供的反对读经的论据看。他呈现的材料丰富翔实，但不足也很明显，引用的材料较多来自鲁迅。鲁迅说的不一定符合历史的发展，不一定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新文化运动特殊时期的时代精神会在他的思想与语言中有所反应，何况他本身就是此次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中的偏见或夸大等在所难免。所以，以此作为反对读经的论据可能有些不充分。
其次，刘教授等认为读经会使中国现代儿童失去创造力。如果说儒学曾经禁锢思想、禁锢生命从而导致人们因循守旧，大家可能会同意。这也是中国近代缺乏科学技术的原因之一，但就此得出现代儿童读经会禁锢他们的思想、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则比较勉强。其一是时代不同，现在的儿童不同于古人只学习“四书五经”，他们的学习内容全面广泛，上关天文，下涉地理，“经”学只是他们学习内容很小的一部分。如果当代的文化教育真的是只有读经而没有其它，那我们的老师都在干什么呢？这有低估当代教师之嫌。另外，读经非仅指儒学吧。除儒家经典外，中国还有很多的文化经典。余秋雨老师在谈到中国文化时曾这样说：中国的文化并不只是儒家文化，真正应该记住的是那个时期，那个盛大的宴会，儒家只是一个发言者而已。是的，中国文化经典是包括诸子百家在内的所有作品而非儒家之经。此经非彼“经”，此经有真“经”，这都是存在的。所以说读经会使现代儿童失去创造力的命题是不成立的。
哲学家张岱年认为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东西仅为三分之一，腐朽的占了三分之二。不管这一比例是否正确，文化中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共识。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文化都持不信任态度，就不难想像为何会发生它国掠夺我国文化遗产的事。你不认可别人认可，你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对于别人是无价之宝。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就有人意识到“现代世界有一个精神体系，现代文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遗产”，但当看到韩国把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成功申请为自己的文化遗产时，做为一个中国人，你的感想如何？正是因为国人自己这种对待传统文化的不自信，他们这种强盗性的野蛮行径被国人漠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基于此，让孩子从小认识中国的古典文化，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不仅仅是增强他们的自尊心与自豪感的问题，而是关乎民族的认同问题，关乎民族的存亡。冯友兰曾说，中国人历来是以文化差异，而不是以民族差异来区分自身与外族，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光中老师也说，我的家乡是文化。
其实，刘教授和王教授之间的争论，不是一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间的分歧，只是一个方法问题的分歧。刘教授并不排斥儿童读传统的文化经典，他只是认为幼儿读经年龄小了些。原因是：一则内容问题，一为方法问题。故他排斥的是经典中非科学性的东西，鉴于此，他要求在科学原则指导下编辑一些“洁本”的经典。这也为我们正确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一个范式：反思以吸取精华，滋养现代国人的精神。
如何选择？如前所言，儿童读经是指“儿童诵读祖国经典文化”。所以把经典仅理解为“四书五经”是错误的，必须纠正这一认识上的片面。只要我们选择了正确的“经”，运用正确的方法，儿童是完全可以读的。比如，结合幼儿身心发展特点，我们可选择内容丰富、结构对称、富有韵律且词句简单的经典，如《诗经》中的“二子乘舟”、“鹑之奔奔”、“相鼠”等。另外，有“百科全书式书籍”之称的《三字经》也具备这些特点，适合他们学习。《三字经》内容丰富，它介绍了各种知识，如基本的数目和名物、历史知识，还介绍了大量勤奋好学的人物，如汉代的朱买臣、隋朝李密等，把识字教育与知识、思想教育很好的结合，对儿童发展有利无害。前不久在教育频道听到一个鼓舞人心的好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定为世界儿童启蒙文学，这是一件令国人舒心的大事、喜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主要标志之一。”儿童读经就是文化复兴的一具体措施。如上，儿童读经是可能且必要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必须是科学的方法与科学的内容相结合。因此，面对国人文化精神的冷漠，当务之急不是讨论“经”能否读的问题，现在应该做的是摸索出适合幼儿学习经典的途径，编辑出一些适合幼儿的“洁本”经典，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