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宝根教授的义举，在网络和诸多高校引起轰动，除了一些诛心之论外，更多是此起彼伏的道德褒扬。
如果仅仅从传统舍己救人的美德来赞誉贺教 授，应当恰如其分，从本质讲，他的义举和其他类似事件一样，都配得上“英雄壮举”的称号；不过
谈起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论者如过江之鲫，论述如汗牛充栋，不过用最浅白的语言白描一番，大约如下吧：他们的良心还在，他们的良知犹存，对人有普遍的关爱和责任。既然他们拥有大量的知识资源，必然要经世致用造福于他人，必然有更多的机会去思考关于人类自身的问题，必然承载更多的民望树立道德标尺，必然在社会人的角色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知识权力增大的同时责任也同时升起。
只是，在市场经济的实用主义浸润下，个别知识分子的作为背离了人文精神的精髓，开始向物欲横流投怀送抱，道德标尺价值不断被冲刷侵蚀。先是有师者把拜师学艺的门徒当马仔使用，时而把学生的大作署上自己名字，坐收渔翁之利；再有师者左手拿剪刀右手拿糨糊，拼拼凑凑就将别人家的李逵化装成自家的李鬼，名利双收，俨然一副“偷书不能算偷”的孔乙己嘴脸；更有导师干脆自己扮演商海老板，把学生看作“世上最廉价劳动力”，成天神龙见首不见尾，一个月两三百块雇用硕士生博士生打工，把实验室改造成“赚钱加工厂”……哪里还有学术良知，哪里还有做人良心，哪里还有对人的普遍关爱和责任？
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反常”的印象往往胜过对“正常”的印象，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常”中，那些背离人文精神的人和事倒见怪不怪，似乎成了“正常”，即使那只是一小部分人；而那些正常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反倒成了“反常”，甫一露面，立刻被眼球包围，比如贺宝根老师的舍己救人，比如去年发布反学术腐败公开信的109名教授，比如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帮农民卖大米，比如学者茅于轼自筹资金给农民提供小额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