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小组必须在一开始就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形成进行改革的压力或心理冲突。我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学术报告形式进行动员。通过学术报告，让大家认识到学校的教学与其他同类高校或与国外高校之间的差距，找出我们目前在课程和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除了动员报告外，在形成改革动机过程中，还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探讨改革的问题。各学院自己也召集过多次会议来帮助形成改革动机。改革小组充分利用了学校的岗位聘任制度、工作量考核体系以及其他一些评价机制在形成改革压力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设法使心理安全感与压力尽可能协调起来。
在厦门大学推行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过程中，阻力因素主要有这样几个：
1．教育思想观念上认为减少授课时数、增加学生自学时间会降低教学质量。
2．学校的师资管理制度上按照教学时数进行工作量计算的办法，使教师不愿意压缩原有课程的授课时数，那些已达到工作量要求的教师不愿意开设新课程。
3．学校科研工作对教学的冲击。很多教师的工作重心都在科研上，学校职称评定、工作考核也体现出浓厚的科研倾向性。
4．开设新课程加大了教师实际的工作量。
5．部分学生对减少授课时数表示不理解。
6．旧的专业模式的惯性。很多教师还不理解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意义。
7．院系主要领导对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8．部分学校领导对这项改革的目的和意义还不是很清楚。因此在政策支持方面虽然比以前更加有力，但还远未形成全校各个部门和单位齐心协力投入改革的局面。
针对这些阻力，我们都尽可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或办法来加以消除。最难以消除的阻力因素主要来自旧的教育思想观念的顽固性。直到改革进入到扩大试点和准备全面铺开的阶段，教育思想观念的问题还仍然大量存在。所以说，进行教育思想大讨论，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对一些具体的问题展开的思想大讨论，可能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教学运行机制改革特色鲜明
蔡映辉：这项改革与以往其他改革相比，有什么特色？
王伟廉：这项教学运行机制改革，可以说是特色鲜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以长期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准备为基础的改革。可以不夸张地说，这项改革的理论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80年代中后期。那时本人开始从研究中小学课程问题转而研究中国大学的课程和教学理论。从那时开始，对大学课程和教学理论的研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这样长时间的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实际的改革实践，肯定要比缺少理论积累的改革少走很多弯路。综观我国大学的教学改革，很少有在这样长期的理论积累之后来进行的。应该肯定，我们近年来的很多改革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思想观念的转变虽然是先导，但直接用它们来指导具体的实践仍然是不充分的。我们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有不少探索和实践，但也毋庸讳言，很多改革要么难以持久，要么反反复复举步维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的理论研究的不足和落后有直接的关系。本人曾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提出，我们高等教育改革中有四句话，叫做“增加投入是前提，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转变思想是先导”。这四句话是对过去我们进行改革的经验进行的高度概括，也反映了教育改革的规律。但这四句话对于改革的成功来说还不充分，还应该再加上一句：理论研究是基础。总结世界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凡是那些涉及面比较大的改革要想取得成效或产生重要影响，都离不开理论的积累，而且都是由某个较成熟或较成型的理论做指导的。
第二，是从动态上、整体上把握教学活动的改革。教学改革的内容并非像某些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所想象的那样，只是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改革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包括了整个学校人才培养的全部过程。对于这样一个涉及面如此广泛和具有相当复杂性的领域，常规性的改革一般只能就其中某一个方面做出改进，其特点就是比较静态地处理教学中出现的个别问题，也很少有从动态上把握人才培养的整个过程的改革。我们的这项改革具有从动态上把握整个教学领域的特点。
第三，是从教学活动与学校中其他活动的关系和联系上来把握的改革。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改革历史，不难发现，在实践上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几乎所有的教学改革在事先都没有与学校内其他各方面的改革联系起来进行策划。教学改革虽然在理论上被称为“核心”，但在实践上好像很少有人真正认识到和考虑到其他改革应如何围绕这个核心来进行。我们的很多教学上的改革之所以常常出现反复或走回头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在策划教学改革的时候没有将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也考虑进来。当然，过去我国大学的自主权受到限制，很多问题不是学校自己可以解决的。但改革开放以来，高校办学的自主权逐渐扩大，然而能把自主权很好地利用并落实到教学改革的高校却凤毛麟角。我们这次改革的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事先就充分考虑到教学运行的柔性机制的建立与校内的科研、学科建设、招生工作、师资队伍建设、人事制度甚至财务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改革的配套，并将这些考虑纳入改革的计划。
第四，是在对世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败经验进行总结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灵活运用现有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的改革。相互借鉴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在改革中避免走弯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我们的教学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在进行这项改革的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非常关注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和问题，同时也极力去了解国外大学教学运行的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找出问题所在。这样做使我们能够站在较高的位置来审视我们的改革，避免出现重复人家的错误或绕开人家已经取得的改革经验而从头摸索的情况。中国的大学在教学改革中从零星的国外经验和零星的别校经验中直接进行策划的做法，很容易使我们失去很多宝贵的时间和走很多弯路。通过比较后得出的见解通常更加可靠和更加科学。在比较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教学理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的国情和自己的校情，加以灵活的运用，这样的改革应该说在国内也是不多见的。
第五，是首次把已有的“改革过程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加以验证和发展的改革。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我们这次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是我国大学教学改革中首次把“改革过程的理论”运用到改革实际中的第一例。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不仅验证了先前的、国外的这方面理论，对一些理论进行了修订，而且还通过实践过程，总结了很多新的理论或经验。这对于我们今后的教学改革以至其他教育方面的改革都将具有重要的实际价值。同时对于改革过程领域的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六，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得不进行教育创新的改革。我们的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供参照的改革。既没有可供参照的理论，也没有可供参照的实践。这使得我们的每一步都显得很艰难，但也为我们进行教育创新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在改革中，我们从体制、机制、管理、学科建设、课程设置和体系以及教师的配备等很多方面都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应该说，我们的这项改革从头到尾都必须进行探索，这也逼迫我们必须从头到尾都要有所创新，也算是我们这项改革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吧。
对教学改革研究成果的推广任重道远
蔡映辉：一项成功的教学改革成果来之不易，在全国范围内对其进行推广，进一步实现它的价值可以说是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希望。您在这项改革成果的推广方面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下一步准备如何继续深化教学运行机制改革？
王伟廉：在教学改革成果的推广方面，我国的教育理论界目前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这里只能借鉴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并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一些推广的建议。
首先，就推广的范围而言，我们进行的这项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其出发点和目标比较适合于综合性大学和本科以上的非职业类高等学校。在推广范围上，应局限在这些学校和科类的范围以内。此外，即使在这些学校中推广，也会由于学科的复杂性和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像艺术类、法律类和医学类等学科，可能在实行过程中要有所变通。
其次，就推广战略而言，考虑到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的运行特点，应该主要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和各级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厅）来进行推广和宣传。同时也可以参考国外的两种推广战略。一个是“中心——外围”战略，即以厦门大学为“中心”，然后一层一层逐渐向周边的同类大学推进。另一个是“社会相互作用”战略，主要是借助教育体系这个复杂网络对新的课程或改革成果进行传播。在国外，这一战略主要是通过学会和各种学术组织来进行。但在我国，如果不借助教育行政部门的推动，可能效果会受到很大影响。当然，教育行政部门参与推广教学改革成果，并不是说要用行政手段来推行，而是说，这些部门可以借助中介组织，召开各种经验交流会议或成果推广会议，以非行政的手段来达到推广成果的目的。
第三，我国的教学改革的成果的推广问题，应该开始实现规范化。这种规范化的一个要求就是能形成定期的交流制度，就如同每年举行的大学生就业指导和人才招聘会议一样，形成制度。这不仅对成果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也会对教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这一工作应该由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连同高等教育学会（研究会）来共同承担。此外，在规范化方面，建议在全国成立若干个教学改革成果推广（培训）机构，与教师培训机构一样，对准备参与或实施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的单位（学校）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从而使我们的改革成果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经济的方式得到推广。
教学运行机制改革，以后还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教学运行机制改革刚刚开始的阶段，无法预料到整个配套管理的所有方面，也就很难对具体的政策进行描述。这是因为，第一，在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中所碰到的问题，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可能要统筹加以考虑；第二，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先很难预计到；第三，随着改革的进展，对原来的思考和假设会做出修订。所以，只能对教学运行机制的配套管理在范围上做一个笼统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有两个理论上的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一个理论问题是，系这一级组织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学科口径来组建？另一个理论问题是，组建一个学院，其内部的学科专业的性质应该依据什么来确定？总之一句话，学院和系的建制的科学依据是什么？正是由于这两个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教学运行机制改革的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除了这两个理论问题以外，在实践上，学校的院系建制与教学运行机制之间，在时间和逻辑上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是应该先考虑进行教学运行机制改革，在改革中探索院系的建制，还是先把院系的建制确定下来再进行教学运行机制的改革？这个问题是目前困扰我们的一个实践中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