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乡村里的老师极少有手表，学校的那面老挂钟自然就显得格外宝贵和神圣。“丁”字型的发条钥匙由校长亲自掌管，时间的矫正自然也由校长一手操办，值日老师依钟敲铃就行了。
乡村的老师多半是包班，所有老师几乎没有空堂。每逢值日是既神圣又挠心的事情，因此，派学生打探便成了最好的方法。有的新老师或者谨慎一点的老师一堂课要派三四拨学生去拜访“钟神爷”，但仍有失误的时候。新来的张老师由于心情过于紧张加之跑腿的学生“误报军情”，致使上午四节课被敲成了三节课，被校长狠狠数落了一顿，并当众宣布当月的奖金“充公”。小张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倒不是每月两三元钱奖金的问题，而是她感觉自己被乡亲们笑话了。也是的，那时候农民吃的是“大锅饭”，早晨队长派工后，田野里、山脚下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庄稼人。学校大铜铃也就自然成了他们“出工”、“打歇”、“收工”且经队长默认的唯一“号角”。周边的庄稼人耳朵特尖，不仅能听到铃声，时间久了还能区分这是谁敲的铃。因此那铃声不仅要敲得脆响，还得守时。
学校新来的小王老师曾经迟敲了两分钟的放学铃，被在学校对面洼里劳动的张二婶“教训”了几句，说要是把她家老二饿憨了就找他负责。几年后，她家老二上学了，分在我的班上，还真不怎么聪明，但她也没有去找小王老师。
老铜铃就吊在那棵歪脖榆树上，没有人扯动铃绳它是绝对不会“发号施令”的，偶尔被风吹动也只是轻微地叹息一下。但每到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校长仍然会象征性的把铃绳挽起来，以示旁人不得随意敲动。事实上，大铜铃平时还真的很少有人去动。村子里集会需要动用大铜铃时多半也由校长或他信得过的人亲自操绳。
对学生而言，那里更是“禁区”，但也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利用星期天去偷偷地试一试。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那铜铃就嘶哑地叫了两声，尽管声音很小，但仍然没有逃过校长的耳朵，而且凭经验他觉得是本校学生在“作恶”。
第二天上学后，校长作为“大案要案”进行了侦破，所有有“前科”的人都被请到了歪脖榆树下。那阵势特别吓人，最终查出“作恶”者是一名没有前科的平时非常胆小且很听话的学生，那学生便是我。至今想起来也不知是谁把我供出来的，也不知道为何我要去动那根神圣的麻绳，但校长“那铃是你能敲的么”的话却让我终身难忘。
上世纪80年末期，当我回到母校当上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后，好长时间看到那麻绳我就浑身发抖，但想到我终于可以触摸那神圣的绳儿的时候，那油光的绳儿便在我的手里被摆动得特别欢，声音传得很远、很远……
事实上，敲铃也是很有讲究的，不仅上课、下课、集合、吃饭的响铃节奏、频率不一样，而且很讲究手感：手太松，很难控制节奏；太紧了，声音又显得发涩。要想脆而悠扬，非朝夕可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响应规模办学的号召，学校要和其他三所村级小学合并。新校在三个行政村中间，离我们学校很远。搬家的那一天，大家都非常兴奋，当最后一辆装着杂七杂八东西的车驶过山梁的时候，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铃声，所有的人停下了脚步，庄稼人也放下了手里的农活。大家隐隐约约看见早已退休了的老校长正挥动着右臂有节奏地摆动着铃绳。那声音悠扬得令人心醉。
如今，电铃声、音乐铃声早已代替了大铜铃厚重的声音。只有停电的时候，人们才会偶尔地想起它。后来，学校又购回了交直流两用电声喇叭，如此看来，忘掉大铜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当——当——当……”
这声音时常在我耳际回响，时高时低、时近时远，既像来自遥远的童年，又像来自空旷的天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