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国良
长期以来，有关大学生就业难的报导早已司空见惯，博士、硕士的自杀也不再是什么新闻，甚至个别北大毕业生竟然沦落到了靠卖猪肉、糖葫芦赖以谋生的地步。面对如此斯文扫地的严重局面，教育部的官员和高校教师们非但丝毫没有愧疚之心，反而还接二连三地炮制出了一大堆“转变就业观念”的歪理邪说。几年前，就有北师大的教授教导其女生去宾馆当服务员，说她可以先从基层干起而当上老总。潘太史当即就提出了质疑，不知这位教授是否曾经号召该校男生重上井冈山，以便从游击战士成长为军委主席。
必须承认，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今天，官员们的理论水平却在党员先进性教育影响下不断地与时俱进，在官员们看来，大学生去当服务员、清洁工非但完全没有屈才，而且还有高攀之嫌；他们不应该去追求什么安安稳稳的工作，而是应该更加深入基层，去从事更加基础性的工作——养猪。根据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同志的说法：具有科学知识的人去养猪，会在养猪领域创造新的奇迹，而不是单纯重复性、简单性的劳动。过去，鲁迅先生曾经说阶级社会里的一切事物都会无一例外地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在中央提倡和谐社会的今天，一切事物也都被渲染上了和谐的色彩。北京市政府最近就把文明养犬与创建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教育部官员鼓励名校毕业生去养的那种会创造出奇迹的猪想必也应该是新品种——和谐猪。潘太史认为王旭明同志的话不仅完全正确，而且还在客观上揭示出了这样一条已经存在的真理：正是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研究生用自己的宝贵的青春和昂贵的学费把教育部这个清水衙门养成了一头脑满肠肥的和谐猪，所谓的奇迹仅此而已；而王旭明从猪的立场出发，当然是希望养猪的人越多越好，难道这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
但是，目前的高校课程设置存在很多弊端，毕竟养猪专业开设的实在太少，让理工、文史、法律、外语专业的毕业生都去养猪，潘太史实在看不出他们比那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已经有几年经验的人会养得更好。前几年倒是听说过有什么气功大师卖过什么信息茶、信息水，虽然货色平常但价格却要高出很多倍，但老百姓毕竟在经历了太多忽悠之后不会那么轻易就范了。人家陆步轩是正牌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但也没听说过有什么主顾愿意高价买他的学士肉，也许学校还应该高薪聘请几名道士开设个画符课才能多卖几斤猪肉。
王旭明同志还说什么假如当年高校没有扩招，当时那些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早就提前发作了，因此高校扩招满足了几百万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简直是功德无量。对于如此本末倒置的说法，恐怕也只有从猪的嘴里才能讲得出来。中国自古以来的确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这是与科举制度密不可分的。正是始于隋朝的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才使我国改变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完成了从“以贵役贱”到“以智役愚”（南朝沈约语）的历史性飞跃，使读书成为了底层人民通过造反以外的个人奋斗改变自己命运的重要方式。即使在倍受非议的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虽然在政治上受到了一些限制，但是在经济待遇上却仍然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优越许多。因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虽然被批判批判再批判但还是有很大的市场，就连张春桥都不得不承认，那好比是块臭豆腐，“闻起来臭而吃起来香”。
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日益抬头，而许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青年学子在就业无门的情况下，势必会重新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当初，有不少曾经做过反思，如果朝廷给黄巢、洪秀全一个小小的功名也许可以避免惨绝人寰的内乱。但是今天，中央政府的教育部竟然公然号召让那些已经花费了高价而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的学子去养猪，这简直是创造了千年以来最大的奇迹，也许用不了多久，这些被迫养猪的人就会举起屠刀改行杀猪了，从而彻底打破人猪之间的和谐。所以潘太史坚持认为，高校扩招不论对人对猪，都是严重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