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了《我是莱布尼茨的“粉丝”》，没想到文章4月8日发表后反响很大。但是，为什么还要再访孙小礼教授？
再访孙小礼教授是由于我的过失。在那天的座谈会上，听人说孙小礼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于是写到1986年她在北大给学生作关于莱布尼茨的报告时，我就想当然地以为此时的她，一定是数学系教授啦！稿子见报前，我在文章里随手加了一个头衔“数学系教授”。想到她的繁忙，又由于自己的想当然，就没有跟她核对这一细节，结果却真的出错了。前两天，接到孙小礼教授的电话，她说，我只当过数学系助教，没当过数学系的教授啊！给学生作学术报告时，我是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的教授……顿时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彻底蒙了。
一个朋友听说了这件事，说有那么严重吗？助教和教授都是教数学的嘛！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却是不可视而不见的——没想到由于我的始作俑者，媒体上竟以讹传讹！《报刊文摘》4月16日摘编本文后，作的标题竟是《数学家孙小礼如此“追星”》。唉！助教——教授——数学家，事情的演变真叫我无地自容！电话里我只记住了孙小礼教授和蔼的声音：“怎么可以想当然呢？”是的，我曾经自认为还算是个认真的媒体人，但在学界前辈面前，在这个认真的老太太面前，我的浮躁暴露无遗。
孙小礼教授是莱布尼茨的忠实“粉丝”，但更是个一丝不苟的研究者。她为什么要如此认真呢？她为什么会如此认真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在《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孙小礼讲过的一段故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相互之间常会有“误读”或“误解”。孙小礼教授发现，莱布尼茨对中国的《易》的理解就包含相当多的误读，而中国人对莱布尼茨也难免会有误解，于是，就产生了一些讹传。比如，我国多年流行着一种说法：莱布尼茨是受中国《周易》“八卦”的影响才发明二进制算术的，甚至有的地方还把这个说法列入“科学与文明知识竞赛”的试题中。许多学者包括孙小礼本人都曾指出，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算术在1679年，而他研究中国的“八卦”符号是在1703年，一前一后，相差整整24年呢！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书籍和文章在以讹传讹！甚至把它形容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辉煌事例。
那么，讹传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原来1703年4月莱布尼茨收到了白晋神父1701年11月从北京写给他的信。莱布尼茨对信中所附的《伏羲六十四卦方圆图》进行了研究，按白晋的建议，他把图中的阴爻－－看作0,把阳爻看作1，于是看到卦图中六十四个六爻排列恰好是从0到63的 64个二进制数，即从000000到111111。因此，莱布尼茨猜想：在中国古代已有二进制算术，不过后来失传了，而数千年后又由他创建出来。
然而，孙小礼教授认为，猜想不能被轻易说成事实，猜想只有在得到证实以后，才能转化为事实。而莱布尼茨的猜想，是一个至今尚未能得到证实的猜想。她郑重地说：我认为，对于历史事件，对于宣扬中国文化，坚持以事实为根据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文风，是十分必要的；为避免讹传，对于产生讹传的原因，也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诚如在做学问上，不能有一点侥幸心理，靠想当然——所谓的“合理想象”是一定要走错路的。因为，所谓的“合理想象”，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因而，无论从事哪行哪业，我们对自己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的确，我们平时总在抱怨学界风气浮躁，媒体风行八卦，而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包括想当然——所谓的“合理想象”的侥幸心理作祟。而我不恰恰走进了想当然的误区吗？追根寻源，说穿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怕辛苦，怕麻烦，不也总是想着走捷径，企图“少劳多获”吗？
这就是孙小礼教授——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她让我明白了：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条“少劳多获”的捷径，她让我真正懂得了做人做事都要坚守一丝不苟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