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化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萨林斯和塞维斯是怀特和斯图尔德的学生，他们企图调和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看来，这两种进化学说，反映的其实是人类文化进化的两种形式，即普遍进化和特殊进化。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在适应各自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时，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姿态，即形成特殊的进化过程。而这些特定、具体的进化过程又都反映了能量总量获得的提高，或能量获取技术的提高，从而体现了普遍进化的态势。
在新进化论者不懈的努力和宣传下，进化论一改因历史学派、功能学派、传播学派的攻击而沦为异端的命运，进化的思想也成为人类学的一种常识，持进化观点的学者也日益增多。目前，从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例如历史背景、技术手段、气候、地形、资源、人口等来具体考察某一社会和文化的演化变迁，已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
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又一人类学理论流派，该学派60年代曾盛行一时，70年代中期开始衰弱。结构主义学派主要是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其创始人为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英国人类学家利奇也是结构主义的著名的代表性人物。该学派的主要著作有：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1949）、《忧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二卷，1958、1973）、《野性的思维》（1962）、《神话学》（四卷，1964、1966、1968、1971）；利奇的《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列维—斯特劳斯》等。
学术界一般认为，结构主义的出现，是与西方人类学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他们不再欢迎曾为西方殖民统治献计献策的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在此情形下，人类学一下子失去了传统的调查研究领地，不得已由以往的实地调查研究转向了理论分析。结构主义正是迎合这种转变的需要而产生的，反映了振兴学科的努力。
结构主义学派的理论，来源于结构语言学。这其实也以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经历有关。1941年，身为犹太人的列维—斯特劳斯，为了避免德国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美国，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的大师雅各布逊，深受其结构语言学的启发，遂将音位学的结构分析方法运用于人类学 对人类文化的分析上来，从而创立了人类学领域的结构主义学派。
按照结构语言学的观点，语言是集体生活的符号系统，是由音素、音节、词素、词组和句子组成的整体。语言的每个要素并不重要，只有当它与其他要素联系起来时才有意义。这些要素间的各种联系，就是语言的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思想引进了文化研究领域，他把各种文化视为互相联结的系统，认为应该按照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如同结构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杂乱无章的语言表象找出语言结构一样，结构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从混乱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中找出其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并不是指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而是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即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只有通过文化研究者所建立的概念化模式才能认识。
列维—斯特劳斯将这种概念化的“模式”分为有意识模式和无意识模式两大类。所谓的有意识模式，是指社会成员能够意识到的人类社会或文化的表层结构，例如部落民一般都知道自己能够跟哪些人通婚，不能够跟哪些人通婚。或者说跟哪些人通婚是该社会认可的，而跟另一些人的通婚则为社会习俗所不许或禁止。这种关于通婚范围的社会规定，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就是有意识模式。这种有意识模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文化结构，它无助于解释社会或文化体系。要获得对社会或文化体系的真正了解，还得寻找无意识模式，它较深地隐藏在社会文化的表象背后，是还没有被该社会的成员所意识到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心灵之中，在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真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类学家只有从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入手，把握这种无意识模式进行探索，才能弄清社会文化的基本法则。这种透过社会文化的表层结构来寻找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过程，就是结构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运用他所创立的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社会的亲属关系、神话逻辑、以及原始民族的分类理论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许多与过去研究完全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例如在亲属关系的研究方面，他深受法国社会学家莫斯《关于原始交换的形式——赠与的研究》（1925）一书所阐明的互惠交换理论的启示，认为婚姻的基本结构表现为女性在人类集团之间的流动，这种流动包括女性在两个集团之间直接被交换（限定交换）和女性按特定的方向在集团之间流动（一般交换）。人类所有的婚姻体系都是这两种基本结构经复杂的组合而形成的。亲属关系的结构就是通过这种交换女性的体系而奠定其基础的。
在研究神话逻辑时，列维—斯特劳斯就像语言学音韵理论把音韵分解为音素而进行研究那样，把神话也分解成构成神话的最小单位——神话素，并进而分析出它们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神话在表面上虽然纷繁复杂，五彩缤纷，但其本质上却是由有限的材料构成的，这些基本材料分解成各种符号并多次重复，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神话现象。
列维—斯特劳斯这种结构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如此，结构主义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其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例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甚至连社会生活领域中的时装设计、广告、通讯报道等也受其影响，结构主义成了二十世纪六、七十风靡西方世界的哲学思潮。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结构主义的热潮渐趋减弱。
以上我们简要地介绍了人类学发展史上产生的主要理论流派。20世纪60、70年代以后，西方人类学这种学派林立的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美国人类学界来说，实际上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式各样的理论层出不穷，很难分出完整的理论流派。有人曾不无夸张地说，有多少人类学家，就有多少理论和流派！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实际上跟人类学百余年来留下的学术遗产不无关系。原来先后相继的理论学说虽然淡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已彻底地消失，恰恰相反，它们的合理成分却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后来者进行研究时可资利用的理论器具。这些合理成分无限制的分化组合，自然会形成无数新的研究取向。
近年来，人类学越来越注意学科间的横向联系，跨学科研究方法为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所运用，从而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学研究新领域，例如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发展人类学、都市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这些，反映了人类学新的历史发展趋向。
人类学引入中国及其发展情况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对异文化、异民族的认知，很早以来就开始了，自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近代，中国人留下了大量记载异文化、异民族的文献。然而，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学科，人类学还是20世纪初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中国人类学在近百年的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折、坎坷的发展道路。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以前，是中国学者留学西方，学习西方人类学基础理论并在中国传播人类学知识的阶段。30、40年代是中国学者大量译介和引进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并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的阶段。50至7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处于停滞状态，转而以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的阶段。80年代以后则是中国人类学恢复并缓慢发展的阶段。下面即具体介绍中国人类学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人类学的奠基阶段
1903年，林纾、魏易合作翻译了德国人哈伯兰的《民种学》，由北京大学堂书局出版。这是西方人类学著作首次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堂也于该年开设人类学科目，人类学这一诞生于西方的学科从此进入中国。此后，开始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到西方学习人类学知识。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学习人类学、民族学理论。1912年回国后即在北京大学开设讲座，传播人类学、民族学知识。蔡元培之后，又有陶孟和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著名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学习，1913年回国后曾在安徽大学讲授人类学课程。1918年，李济赴美国留学，1920年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知识。1921年，杨堃到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巴黎大学，获理科硕士和文科博士学位，对法国民族学尤其是社会学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颇多了解，1931年回国。20年代到法国留学的还有凌纯声，他在巴黎大学师从著名学者莫斯学习人类学，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专任研究员。同时得到莫斯指导的中国留学生还有卫惠林，他于1924年入巴黎大学，1930年回国。1922年，吴泽霖赴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密苏里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他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人类学的知识，1923年回国，到大夏大学讲授相关课程。1923年，吴文藻也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听过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创始人博厄斯及其弟子本尼迪克特、戈登威塞的课程。1929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职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社会学、人类学课程。
此外，到外国学习的还有黄文山、吴定良、林惠祥、刘咸、胡体乾等人。黄文山1922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随博厄斯等学人类学，1727年回国，到中山大学创办了社会学系。吴定良于192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人类学与统计学，1934年获博士学位。1927年，林惠祥到菲律宾大学研究院，跟美国人类学家拜耶学习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刘咸1928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师从巴克斯顿教授学习人类学理论。胡体乾也是20 年代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人类学的中国留学生，他1931年回国后即在中山大学开设人类学课程。
这些中国人类学的先驱者们回国后，即开始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宣传和普及推广工作，他们或开办讲座，或设立课程，或撰写文章，向知识阶层和社会各界介绍这一新兴学科。例如1926年，蔡元培就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民族学的研究对象、范畴及其意义等问题。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又在社会科学研究所设立民族学组（1934年后改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并亲自兼任主任，积极推动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正是这些拓荒者们，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将源自西方的人类学知识，引进了有着五千年文明积淀的古老中国，从那时起，中国也就有了关于自身及其文化研究的科学理论。
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阶段，那么，30、40 年代则是中国人类学的发展阶段。在蔡元培、吴泽霖等第一批留学西方的人类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人类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的学者不仅翻译了大批西方人类学名著，而且也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论著，也留下了不少经典的传世之作。
相对于50年代以后的沉寂状态来说，30、40年代是中国的人类学研究高潮迭起，热闹非凡的时期。据前辈学者江应樑先生介绍，当时在全国形成了许多研究中心，并拥有数量众多的学者。概略而言：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刘咸、李济、商承祚、严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藻、闻宥、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李有义、杨堃、陶云逵、田汝康等人。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主要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长寿、丁骕、陈国钧、林惠祥等人。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王兴端、罗致平、梁钊韬等人。西南以四川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方壮猷、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胡庆钧等人（江应樑：《人类学的起源及其在我国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从研究对象和特点着眼，学术界一般又把这一时期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分为南北两大流派。北派以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学者为主，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他们以汉人社会为研究重点；而南派则以中央研究院的凌纯声、芮逸夫等为代表，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少数民族的社会与文化。40年代末期，南派的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如凌纯声、芮逸夫等大都渡海去了台湾，而北派学者却大都留在了大陆。这一变动使得南北两派的研究重点在后来发生了完全的大“换位”，即南派学者因迁台后失去了田野调查场所等多重原因，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汉族；而留在大陆的北派学者亦由于多重原因转到了对少数民族的研究。
当时，西方的各种理论学说和思想流派纷纷涌入中国，而中国学界则是来者不拒，采取了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容态度，学者们从自己的研究所需和个人喜好出发，择己所善者而从之，一时间形成了各学派争奇斗艳的喜人局面。根据我国民族学者陈永龄先生的意见，我国的民族学曾先后受到过下列五大学派的影响：1、古典进化论学派，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刘咸等；2、德奥传播学派，以陶云逵等为代表；3、美国文化历史学派，以孙本文、黄文山和吴泽霖等为代表；4、德国民族学派，以杨堃、杨成志及凌纯声等为代表；5、英国功能学派，以吴文藻、费孝通与林耀华等为代表（见《民族学研究》第一辑，陈永龄等文，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第261—299页）。
在译介西方人类学著作方面，这一时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有：张铭鼎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小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林振镛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蛮族社会之犯罪与风俗》（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王亚南翻译了威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神州国光社，1930年），李小峰翻译了摩尔的《蛮性的遗留》（北新出版社，1931年），吕淑湘翻译了马雷特的《人类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李安宅翻译了弗雷泽的《交感巫术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吴景菘翻译了威斯勒的《现代人类学》（大东出版社，1932年）杨东莼、张栗原翻译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商务，1935年），吕淑湘翻译了罗维的《初民社会》（商务，1935年）、《文明与野蛮》（生活书店，1935年），钟兆麟翻译了威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世界书局，1935年），李安宅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一舟翻译了哈顿的《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周骏章翻译了史密斯的《文化传播辩论集》，（国立编译馆，1940年），费孝通翻译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商务，1944年）及弗思的《人文类型》（商务，1944年），杨成志翻译了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商务，1945年）。除了上述这些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外，当时还翻译了许多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无疑扩大了人类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影响，也培养了许多专业研究人才。同时不难看出，译介进来的外国人类学作品，涵盖了当时流行于西方的主要人类学理论流派，如古典进化学派，传播学派，美国历史学派，功能学派等，也许正是这种兼收并蓄，来者不拒的宽容态度，才促进了人类学在中国的飞速发展。
这一时期的学者在译介国外人类学著作的同时，也开始积极编写专著，主要有：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1926），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蒋由智的《中国人种学》（1929） ，陈翰笙的《人类的历史》（1929），杨宙康的《文化起源论》（1930），裴文中的《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1930），吴金鼎的《山东人体质的研究》（1931），张栗原的《现代人类学》（1931），吴泽霖的《现代种族》（1932）、刘敏的《人类学体系》（1932）、林惠祥的《世界人种志》（1932）、《文化人类学》（1934）、《民俗学》（1935）、《神话论》（1935），陈兼善的《史前人类》（1936），岑家梧的《史前史概论》（1939），杨成志的《人类学科论集》（1939），陈应新的《人类是怎样成长的》（1946），以及蔡元培等编写的《世界人种志》（1949）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人类学者在译介和推广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的同时，还运用引进的西方理论，开始了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实地调查研究。1928年蔡元培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即主持开展了对广西瑶族、台湾高山族、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等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语言的综合调查或专题调查。当时，除了中央研究院外，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也分别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
具体而言，这些实地调查主要有：1928年，颜复礼、商承赴广西和云南调查瑶族；1929年，凌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祚赴东北调查赫哲族；1932年，凌纯声、芮逸夫调查浙江的畲族；1934年，凌纯声、陶云逵调查云南的彝族；1935年，林耀华调查福建省福州义序村；1935年，费孝通、王同惠到广西调查瑶族；1936年，费孝通调查江苏省的开弦弓村；40年代，费孝通、张之毅、史国衡、林耀华、田汝康等在云南调查。这些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诸如《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之类的一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不仅如此，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还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研究论著，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禄村农田》（1943），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史国衡的《昆厂劳工》（1946）、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1946），林耀华的《凉山彝家》和《金翼》（1947）等等。
三、中国人类学的停滞阶段
20世纪50至70年代是中国人类学走入低谷直至停滞的阶段。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类学连同社会学等学科一道，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予以取缔，原来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有的改行，有的在院系调整时转到了民族院校，在民族学的学科名义下，专门从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在此期间，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中国的民族学界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调查，即民族识别、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这一阶段的民族学研究工作，主要也就是围绕着这三次大调查而进行的，其成果集中体现在调查后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五种丛书”上，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
在理论建设方面，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中国民族学界在此期间一直奉苏联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为圭臬，对西方人类学理论则一概弃置不用，从而形成了“苏维埃学派”一花独放的局面。最终造成了中国民族学理论的严重滞后和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水平的脱节。不仅如此，“文革”期间，民族识别和民族研究工作还一度被迫停止，学校里的教学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科研机构也被撤消或归并，许多民族学家被迫改行。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末才告改变。
四、中国人类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中国人类学恢复和发展的阶段。1981年，中国人类学学会成立，标志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恢复。同年，中山大学恢复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成立；1988年 ，云南大学开办人类学专业，1996年成立人类学系。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人类学在新时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国强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2、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和少英：《社会—文化人类学初探》，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
4、编写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5、陈国强：《中国人类学》，中国人类学会编印，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