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需要外界参与的事，教育界人士自己主动先做了：
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城市管理广播记者采访时，面对“2006年北京教育可以打多少分”这个问题，给北京教育打出了80分。
据报道，教育部正着手制订高等教育成本标准，大学学费标准可望有充分的依据。
小学生都明白，大家都说好，才是好。自我感觉、自我评价难免带有过多的主观成份，未必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引以为自豪的工作亮点，一是去年北京市高考录取率高，超过70%；二是向农村教育投入了5000多万元。众所周知，北京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名校多、名师众，加之高校在京招生数量较大，高考录取率想不高都难，这似乎与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用纳税人的钱在农村建几所校舍，算什么业绩？更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却不知北京教育的主管部门在推动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方面有哪些新的思路和举措，如今总理都在为缺乏学术大师而焦虑，这个问题追根溯源，基础教育难脱干系，孩子们身陷题海，整日忙于应付考试，何谈创造能力培养，这样的基础教育怎么能成为有造诣、有创建的学术大师摇篮!此外，也不知北京教育主管部门对择校问题、农民工子女上学难问题拿出了什么解决方案，孩子小升初，许多家长往往要奔波半年，这种现象正常吗？
一向以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而著称的美国教育界并没有安于现状，最近，由该国教育、商界领袖组成的“美国新劳动力技能委员会”，公布了一份美国学校改革的新蓝图，提出改进教育的内容及方式，使孩子们适应新世纪的全球竞争。他们在反思，教学内容、评分制度能否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经济全球化冲击得并不仅仅是美国教育界，以“灌输式”教育为特征的中国基础教育更需要转型，此外，招生腐败、乱收费等弊端严重影响着社会公正，亟需加以清除，但从有些教育界官员良好的自我感觉中，看不到他们的紧迫感。
自我表扬听听也就罢了，自我确定本行业的成本及收益，影响面则不小。在竞争不充分的领域，价格从来就不是由成本决定的。当年电信市场上，中国电信独此一家时，他们宣称，经核算，电话安装成本为5000元。现在电信市场群雄逐鹿，电话安装成本变成了几百元。可见，这里的成本，不过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挡箭牌。根据已实施的非义务教育成本分担政策，非义务教育成本由国家、受教育者、学校分担。在没有财政、审计等部门参与的情况下，由教育部门独自核算高等教育成本，为了自己拥有更大的运作空间，谁敢保证他们没有当年中国电信的作为？去年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披露，教育部应缴未缴英语四六级考试费4771万元。目前的现实是，高校学费的收取额度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即使在世界范围内看也已经在高线上，不能再提高了。
要想核算出真实的高等教育成本，就要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教学上，用在学生身上，而不是把楼盖得越来越富丽堂皇，在学校食堂里安上观光电梯，超前建造高尔夫球场；就要克服学校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的行政化倾向，做到这几点，需要教育界人士的自省，更需要监督和问责。
去年底，11起重大事故中的283名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的处理。对于那些没有造成事故，但由于安于现状，任由积弊存在，贻误“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的官员，是否也应问责呢？起码应让他们拿出一个行动的时间表吧。否则，我们的公务员也太好干了，诚如有人所所言，这哪里是什么“金饭碗”，简直就是刀枪不入的金盔甲、护身符!穿上它，何需职业责任、职业精神，只想着创收、回报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