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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学:我们该怎样办大学

发布时间:2016-05-03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考察北京大学时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总书记的这段话,点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为谁办大学、办什么样的大学?

办学方式与目标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可以说是多种模式的交错和并存,主要包括苏联模式、延安模式、美国模式等等。分布格局、学科专业设置、资源配置方式、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受苏联模式影响,这种模式有强烈的专业教育意识,同时强调高等教育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作用,强调政府对高等教育高度集中领导和刚性管理,强调以计划模式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调节机制;延安模式从本质上而言是以政治论为中心的教育模式,在当前高等教育的学制、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许多方面,基本延续了延安模式;改革开放后,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最为深刻,现在我们谈及的现代大学制度、大学办学自主权、大学科研—教学—服务功能的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等议题,都来源于美国。因而出现了不同模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不同的组合要素在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中纵横交错。

中国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办学目标在于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建设一流的“中国的北大”“中国的清华”而不是“中国的哈佛”,其根本就是在于要培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取向、适应中国国情、能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

但是,我们现行的高等教育实践,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这种价值期望。正如有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所言:“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为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办学模式、培养体系、治理创新都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

在办学理念的实践上,中国大学至今尚未有深入和全面的思考。我们说建“世界一流”大学,更多的是考虑到大学的外在形态,包括办学条件、办学经费、科研成果、师资力量等等,而未真正去思量世界一流的精神内核。哈佛、麻省理工之所以是世界一流,最根本的是他们培养的人才为其社会和国家贡献了一流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必然是符合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一流”的内核是扎根于国情、扎根于国家的价值体系的。这个思考,我们是缺失的。

其次在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上,我们多年来一直高呼“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所谓的现代,更多的是以美国模式为标本。但是,我们喜欢支离破碎地、断章取义地去学习和模仿,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科研不行,看看别人的科研怎么搞;课程设置不行,看看别人的课程设置怎么搞,甚至干脆用上全英文的教材。我们必须看到,成熟的国家教育体系是系统性的、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形态协同发展的。教育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界的问题,它更是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如果脱离了这种系统论的思维,中国高等教育在西方教育的带领下亦步亦趋,模仿或照搬,而不将先进经验与本土国情将结合,此种“国际化”,只会是学得越多,出现的不协调越多。

中国高校目前的价值判断标准具体化为评价体系。评价体系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指挥棒,其本质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导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上至教育部的资源配置评价、下至学校的人事绩效评价,对大学学术水平的评价基本都是采用国外的工具,从SCIEI到现在的ESI,甚至直接采用国外的大学排名工具,而中国用人评价也将“海外背景”作为选拔高层次人才的首要条件。多年前学者就指出,中国的学术是“两头在外”——用大量的科研经费购买国外仪器设备,再花大量的版面费把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现在还要加上,把花费大量教育经费培养的青年人才送到发达国家,美其名曰镀金,实则是学术打工;然后又花费重金和优惠待遇引进这些人才,委以建设重任。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制透露出大学的不自信,在如此扭曲的评价体系下,适应国家时代发展需要、彰显民族精神和民主特色的大学应当扎根于哪里?文化自信和学术话语权如何建立?

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任何一个社会形态下的大学都是服务于其体制的,都必须植根于国家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承担本国发展的使命,这既是大学教育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大学必须扎根的土壤,也是或隐或显的大学价值观教育的内在职责与使命。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自身的社会和历史担当,必然需要深入和系统思考,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中国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从小的角度说,事关建设怎样的大学、培育怎样的人才,从大的角度说,事关整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当前,一些教育界和关心教育的人士,虽然或多或少地感知到高等教育价值观存在的问题,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部分大学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思,或者拿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例如,增加大学语文课程、降低英语比重、推广国学课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等等,但是,这些反思和举措大多零碎化,存在“局部观象”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工具理性思维,以至于不能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进行战略的、全盘的、系统的思考。也就是说,过多思考达成特定目标的工具和技术,忽视对整体高等教育价值观和指挥棒的思考,还未找到统揽全局的“牛鼻子”。

实际上,社会上对高等教育价值观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强,将零碎化的思考和布局提升到战略层面的“时间窗口”已然打开。因而,对这个问题应当有一个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思考,打破仅仅关注大学教育这个“教育尾巴”的末端思维、打破局促于部分领域的工具思维,推进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大讨论、大反思,进而获得教育改革的共性思维,才能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获得更具前瞻性、使命性和责任感的、有机衔接的价值体系及其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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