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启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曾经“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体育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和宠遇。但在众所周知的现实情况下，怎么让“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的口号深入人心，让体育工作真正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上海新中高级中学校长徐阿根对此颇有感触。作为上海为数不多的担任重点中学校长的体育特级教师，他坦言自己遇上了“阳光体育运动”这个好时机。
“以前学生没有时间活动，总在校长屁股后面叫，现在‘阳光体育’开始了，高三学生叫‘万岁’，他们是最希望运动的，100％欢迎这件好事。”徐阿根笑着说。但问题在于老师和家长，老师中是少数人支持，家长则几乎全体反对。“一天20多个电话，打得校长室几乎爆了。我们为此开了三次家长会，来说服他们。我们自己也不能冒进，只能慢慢试试看。”
这个试试看指的就是上海市教委、市体育局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规定，从2007年学年开始，上海市中小学校调整并增加学生体育活动课时，实行“3课2操2活动”，即各个年级每周安排3节体育课时、2节体育活动课时，每天安排广播操或健身操不少于1遍，眼保健操不少于2遍。
在新中高级中学，体育活动课的最大惊喜来自于老师的参与。新中的体育活动课从下午3点开始，体育老师并不参与，而是由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参与。活动课以年级为单位，每个年级排出轮值表，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要加入到活动课中来。
当记者见到教高二物理的马昕海老师时，他正在和学生一起打球。以前他是上完课就走，和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少，但有了体育活动课，显然更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了。“他们以前上课不主动发言，点名才发言，现在他们可积极了。”马昕海说。高三年级的班主任陈小红认为，现在不仅仅能在教室看到老师的身影，体育活动课上老师们也在活动，这种交流更平等也更有效。
“体育确实有情绪调节的作用。”徐阿根讲了一个这样的例子。以前，学校里一个从外地来借读的男生，因为测验不合格，经常自己一个人拿着篮球“咣咣咣”地往墙上扔，发泄一下。“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体育是疏通情绪，沟通师生一个非常好的渠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体育活动课提高的不仅仅是人的体能，还培养了人的健全心理。”
更有趣的是，老师们从“体育活动课”获益的不仅仅是“教学的收获”，还有体质的改善。马昕海说，刚开始时，一上活动课就出汗，现在上课不像以前那么疲倦。陈小红最拿手的则是跳皮筋，她笑言自己以前一天跳200下皮筋，现在是800下。
用徐阿根的话说，“教师的总体亚健康状态得到改善”。
相比于其他学校，新中高级中学对体育是重视的，今年专门拿出1.5万元购买体育器材，学校的运动场馆装潢处于中上水准。但徐阿根坦言，这种条件不是一些普通学校能达到的，很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难度在于没有时间、没有场地、没有或者缺少体育器材。
徐阿根所说的这些困难，正是西部及一些不发达地区开展阳光体育活动所遇到的。而就在9月底，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曾向媒体透露，教育部和有关部门正在协商，第一批准备投入10亿元，推出一批适于农村中小学锻炼的体育器材，投向中西部18个省市的农村地区。
没有时间是一个态度问题，没有场地和器材则是一个实践问题。在现实的操作中，如何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开展体育活动，很多学校是“富有富的活法，穷有穷的活法”。比如上海市丽园路三小，身处卢湾区临街的弄堂内，周围寸土寸金，没有宽敞的场地，就专门编一些弄堂游戏，即使在狭仄的空间依然可以活动。
上海市闵行区北桥中心小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师资。18个教学班和16个民工子弟班，还要开展体育探究课、课间活动、课外锻炼，仅仅靠学校的3位专职体育老师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学校要求，体育工作不仅是体育教师的工作，全校教师人人都直接参与，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做到“全员体育”、“人人都是体育工作者”。
如何理解“全员体育”，校长王龙彪告诉记者，就是校长、书记负责全校的体育工作，德育教导、教导主任从事全校几十个班级的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专职体育教师从事体育课堂教学、训练等；年级组长、班主任负责各年级、班级的体育活动组织；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特长，创编活动内容，指导活动开展。
出人意料的是，平时不显山露水的任课老师，在“全员体育”中焕发出了让谁都想不到的活力。“少年拳”是北桥中心小学的保留节目，曾经参加上海市中小学生武术操比赛，高居人气榜第一名。而这套拳操就是由学校五年级组长、语文教师张志强和体育教研组徐军伟共同创编指导的。相比之下，数学教师丁莹则更为“专业”，她平时就喜欢锻炼，后来就在有氧操的基础上独创了一套时尚踏板操。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木兰扇”，指导老师同样不是专业的体育老师，而是英语老师郝静静和语文老师魏哲娟。
“单凭体育教师的力量把学校体育工作搞好是不现实、不可能的。有了这些‘兼职’的体育教师，再加上家长，才能让体育工作开展得更好。”校长王龙彪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