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子夜。人们已经睡了，灯下的我也睡意渐浓。就在这时，我公寓外面的便道上，突然响起几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虽然相距10层以上，门窗紧闭，我依然清晰可闻。
这再一次让我感受到众多国人的素质，有时是多么让人不屑。深夜时分，路上不可能出现交通拥堵。所以鸣笛，想来应该是车遇行人的缘故。然而，沉沉夜幕下，变换一下远近车灯提示一回，不就同样可以得遂所愿吗？非得粗鲁地不管不顾，兀自以喇叭叫嚷，深夜扰人清梦？何况，早在2003年，北京市就明确规定：四环路内非遇紧急情况禁止鸣笛。何况社区就在在二环路边！
也许这实在算不上一件大事。但是，这件小事却清楚地说明：这位驾驶员的眼中，根本就没有别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需求，完全没有他人的利益。因此，深夜鸣笛，他丝毫不会感觉不妥。
这样的人，并非个别，亦绝非少数。我不知道在13亿国人中，他的同类是否占了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但是，这确实正是许多国人让我深感不屑的原因所在。
我以为：既然是人，总应该有些最基本的做人的尺度——或者叫作底限——是必须坚守的。一个人为了争取自己1元的利益，损害别人1元的利益，不管行为本身是否合法，我都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了自己1元的利益，不惜损害别人100元、1 000元、甚至10 000元的利益，我就会深为不齿。因为这样做的人，他在心理上，根本没有把别人看作和自己一样有感情、有需要、有权利的人。这样的人，与其说他在进行人的竞争，不如说他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动物的嘶咬。
说到这里，想起一个问题：我们国家是有着5 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缘何我们许多国人连最最基本的文明和礼仪都可以全无顾忌地践踏和蹂躏？
从随地吐痰到如厕不冲水，从大声嚷嚷到全无公德心，太多中国人无论在国内亦或境外，都已经全无形象可言。这样的例证实在已经无须再举。5 000年的历史文明，怎么就造就了这样一代全无文明意识的中国人呢？以致原本没有多少历史传承、没有多少文明根基的西方人，现在也可以对我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地鄙夷、不屑？
这个疑问曾经困惑了我很久。直到我读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辜鸿铭两位大师的论著时，对这个问题才渐有体悟。
费正清先生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4th Edition）中，揭示了一个事实：
在20世纪初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在运动中极力主张摒弃文言文、推广白话文，开展“白话文革命”，因此被辜鸿铭先生所极端鄙视，虽然他们私交还不算太坏——猪猪注）之前，中国受教育的只是5%的统治阶级。而占人口总数95%的劳苦大众，是完全没有受教育的。因此，我们常常自豪宣讲的“5 000年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士绅以上、仅占当时中国人口5%的统治阶级创造和传承的，与95%的劳苦大众几乎完全没有关系。
辜鸿铭先生在他著名的论文之一《中国语言》中，又有过这样一段颇有意味的论述：
在中国，正如在欧洲有段时期，当拉丁语作为学术用语或书面语言的时候，人民曾被适当地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级：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阶级。那时，通俗的或口头的语言专门为没有受教育者所用，而书面语言则完全服务于受过教育的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半受教育的人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们来考虑一下一个国家，如果存在半受教育的人将会是什么结果。看看今天（指20世纪初——猪猪注）的欧洲和美国吧。自从废弃了拉丁语以后，口头的语言和书面语言之间明显的区别消失了。由此兴起一个允许与真正受过教育的人使用同样语言的半受教育阶段。他们高谈什么文明、自由、中立、军国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却连这些词本身的意义也没有弄懂。人们认为普鲁士军国主义是文明的危险，但在我看来，似乎半受教育的人，今日世界上那些半受教育的群氓（辜所用对应的英文为Mob——猪猪注），才是文明的真正危险。
读了两位大师的论述，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