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南风窗》刊出《斯“文”浸水》专题报道，对当前南水北调工程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尴尬和风险，进行了一番描摹。细细读来，有如坐针毡之感。
据悉，贯穿华夏文明中原腹地、沿线文化遗存多达932处的南水北调工程，文物调查的工作却是由水利部门———长江水利委员会审批的，文物部门被排斥在工程论证、立项之外。该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仍然要靠40名政协委员的联名提案来解决，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扮演”的角色只能是提案牵头人。因《文物保护法》的有关条文，得不到强势部门与工程公司的尊重和遵守，大批文物抢救起来步履维艰，面临浸水的危险。
在历史文化演进的过程中，文物可称得上是一种“活”的基因。但是，假如真的斯“文”浸水，或许就意味着，这些见证过华夏文明的辉煌、已经沉睡地下数千年、只待给后来者传递文明信息的古老“信物”，便会从此“夭折”。在文明传承的意义上，这种酸楚令人难以忍受。这是文物之“殇”，甚至也可称是历史及文化之“殇”。
那么，文物之“殇”病根何在？根据报道的提示，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有些法律条文不周密，且欠可操作性。这使得文物保护成为某些人眼中的累赘和负担，破坏了人们保护文物的积极性。例如，《文物保护法》规定：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并且规定：谁干工程，谁就要掏钱保护工程涉及的文物。这项规定，虽然看起来给文物的从属及保护都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存在着显而易见的“软肋”———由于文物挖出来后，它既不属于业主，也不属于地方政府，更不属于施工队，所以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谁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工地下面碰到文物，“不幸”碰到了，也希望尽可能减少发掘面积及数量，尽量少掏文物保护费用。
其二，“资本”渐显张狂。由于发展的冲动空前巨大，导致对资本的渴望空前高涨。在缺乏钳制的环境中，“资本”见利忘义的本性会暴露得淋漓尽致———在失去伦理自制的同时，甚至也失去了对制度、对法律的基本尊重。这个结论，从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一桩桩丑闻中可以得出；这些影子，从曾经刮过的“环保风暴”中可以窥见。
在这样的气候下，文物保护面临当前的困境，可以说毫不意外。眼下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报道，某地一历经1600年留存至今的古城墙目前正遭到破坏，一家制药厂在未经任何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在墙脚下开挖盖楼，文物局向其发出停工通知，并现场进行阻止，然而对方却置之不理。其中透出的文物保护制度之乏力让人叹息！
其三，文化渐失尊严。文物保护的困境，除了外部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范畴的内部原因，就是文化渐失尊严。一些人全部的生活中只剩下“经济”这一个关键词，对文化的价值逐渐忽略，对文化的尊重业已失去。如果不是这样，则破坏文物的行为自当会受到全面的抵制：从制度安排到工程设计，从权力高层到施工人员，从资本大鳄到市井百姓。然而从眼前的情况看，这种“抵制”的力量显然是过于微弱了。
斯“文”啊斯“文”，被人遗忘永沉水下，不该是你的归宿！
